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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翔案开庭:五位中国资本市场陨落巨星全纪录

高盛联合资本2018-02-20 10:45:11


资本市场备受关注的徐翔案于今日(12月5日)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距他去年11月1日从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被带走,整整400天。


徐翔的故事几乎同步于A股。当上交所1990年开设时,徐翔还只是高一学生,居住在宁波一个下层阶级的社区。但很快,股市在宁波这个历史悠久的商业中心深入人心。徐翔在高中时就开始交易,他完全是自学成才。


徐翔早期在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交易。传言中,他成为两个强大上海黑帮势力争夺的操盘手。那一年是1995年,徐翔刚满19岁。据悉这一争夺后来被中国一个臭名昭著的黑帮头目所调停——这个插曲。


到2005年,宁波已经承载不了徐翔的财富和梦想。他需要更接近权力及扩大规模。他带着过亿资金搬到上海,当时中国的对冲基金业刚开始起飞。


2009年12月7日,泽熙投资成立,初始资金3000万人民币。公司名称来源于徐翔最钦佩的两个人:“泽”毛泽东,和“熙”的康熙皇帝,中国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2010年三月,泽熙一期成立,规模10亿。技术上,这是一个阳光基金,投资者少于200人,不需要透露客户名单。


徐翔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从2010年3月到2015年10月,泽熙1号基金产生了3270%的回报,这期间上证指数只增长了百分之11.6。其他泽熙基金增长率同样惊人。到了2015年,徐翔控制了至少28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对冲基金经理中排第一。一个崇拜者,激动于他白手起家的故事,称他为“中国的卡尔伊坎”、“徐神奇”和“对冲基金No.1”。


去年夏天,伴随股市崩盘,徐翔的成功和恶名同时到达顶峰。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快速出手重。大股东限售、IPO叫停。政府还动员一个“国家队”,用了3万亿人民币进行救市。


但是,当市场崩溃,许继续茁壮成长。从2015年初开始,泽熙的一个基金增长了百分之357,在中国1649只基金产品中排名第一。另一个增长了百分之187。所有这五家上市基金在六月股灾中旬的三个星期中,至少有百分之20的增长。

据报道,徐翔从看似神奇的运气和时机中受益。至少三成泽熙重仓股被国家队大量购买。更引人注目的是,徐翔所有资金似乎就在精准的时机从股市全身而退。到了夏天,泽熙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超过了百分之200。


徐自己似乎感觉到了末日来临。在他被捕前一年,2014年11月,他搬到北京,并开设了一个办公室距离证监会总部不到半英里。此举是徐为期一年的努力的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金钱来避免清算。


中国金融市场这几十年来的风云起伏,伴随着多位牛人的盛衰,我们一起再重温这些枭雄。



金融市场之父

管金生


管金生(中)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的哎叹声能跨越黄浦江传到人声鼎沸的金融市场,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能够着手进行的最基本和影响最广泛的金融现代化措施之一,就是向债市重新引入对冲产品,尤其是债券期货。然而,在政府赖以获取大部分资金的市场中,引入期货交易会导致市场力量挣脱束缚。管金生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金融市场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中国禁止了一切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并将他送入监狱。


管金生其人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江苏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加入到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曾与香港的李嘉诚合伙做过一次生意,并被《中国日报》称为“老板”。甚至在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就誓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林公司”。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这样称呼他﹕“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管金生是1995年国债事件的主要操纵者。他最终被判入狱17年,监管当局则在此事件后下令禁止了国债期货交易。这场巨大风波也被称为“中国巴林”事件,因为就在同一周,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交易损失巨大而倒闭。


据接近管金生家庭的一位消息人士称,管金生目前仍然被囚禁在监狱中,这驳斥了中国市场上关于他已经住院治疗,他成了一个木匠,他已离开中国,甚至重返中国金融圈的传言。管金生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在1988年他39岁的时候创办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此前,他曾留学比利时攻读金融与法律。他凭借市政府的资金,使万国证券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最有活力的证券公司,而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充斥着传言和肆无忌惮的投机者。


管金生并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当时﹐她全身心地追随管金生及其事业,每天晚上都睡在办公室里,除了周四,因为她要上夜校。她说﹕“管金生是位绅士。他的贡献很大。”


据称,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对期货市场的主导演变成了滥用职权。万国在收市前的8分钟疯狂抛售,导致债券期货市场崩盘,对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据说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据新华社报道,万国试图回补亏损的头寸,“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并打击了这个“尚不能很好应对投机行为”的系统。


中国证监会认定,没有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将会变得非常危险,此类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次疯狂抛售导致的损失约为100亿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将在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来,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亏损户,公司面临破产。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进行“试验性”的债券期货业务,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管金生。搅乱欺骗市场被广泛认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


然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开张前的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69万元。



德隆帝国掌门人

唐万新




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像德隆这样,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德隆成为一个标杆,以至于媒体至今滥用的标题常是“下一个德隆”或“又一个德隆”。这是因为,德隆玩的“产业整合”,是许多民营企业心之所向,而德隆玩得“资本心跳”,也是后人惊羡不已。


其实,德隆想在“不寻常的转型时代”,玩一把“超常规发展”,它借了非常之势,走了非常之道,用了非常之技,可惜没有非常之命之运,结果在非常时代死于非命。


如果只有一人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资本枭雄,唐万新一定是呼声最高的,因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黑洞纪录。至于德隆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没人研究。据说正在服刑的唐万新在狱中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古,不知道是否想过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证。


不过对于一个今年44岁,只剩下6年刑期的男人来说,他更有可能天天在盘算着如何在知天命之年改天命,来一个比史玉柱还漂亮的咸鱼翻身、东山再起。但翻身容易翻案难。尽管唐万新的一生远未到盖棺之时,但德隆案已经早有定论:产业整合很有想法,资本手段实有违法。


新疆一介生意人


在德隆未亡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把德隆的算盘当成迷宫,但今年回顾起来,一切已经变得相当清晰,尤其是起步阶段,与大多数民营企业非常相似。唐万新生于1964年,曾两次考入大学,但因故都未能顺利毕业。无奈之下就在乌鲁木齐与几个朋友一起做小生意,最初在学校里卖盒饭,之后搞彩色摄影冲印,赚了一笔钱。然后折腾过服装批发、挂面厂、化肥厂等小型实业,还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到1990年,不仅将之前攒的钱全赔掉,还背上50万元债务。


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应商,据说光四通打印机就卖出2万台,把钱又赚回来了。看到赚钱容易,时任中学教师的大哥唐万里也加入进来,唐氏兄弟正式联手。 1992年,唐氏兄弟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日后将响彻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呱呱坠地。


股市初潮一匹夫


1992年下半年,深圳股市传来消息,将通过认股抽签表发行5亿元新股,敏锐的唐万新花钱一下请5000人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连排3天,抽签表很快变成了德隆的大把钞票。据唐万新后来回忆,“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限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认为都可以上市,我把法人股全部卖了,几个月就赚了几千万。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切身的体验。” 真正重要的是,唐万新借此真正完成了原始积累。


情归故里一实业


唐万新对实业还是有一定的情结。赚到大钱之后,他没有因此一头扎进股市,而是又重返实业,可能对于一个29岁的小伙子来说,股市还有点太虚,实业意味着实在,能作为事业的根基。 1993年2月,唐万新注册成立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没玩成。


1994年,他干脆跑到北京新街口,开了当时首屈一指的JJ迪斯科歌舞厅,很成功,据称年盈利达3000万元以上,但对唐万新来说,他并非真正喜欢娱乐业,这个JJ对他来说就是个交际场。 1994年,唐万新才真正找到能大展宏图的实业,这一年,他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在新疆搞农牧业开发,先后投入2亿多元在新疆各地建立起四个大型现代化农场,首期开发土地10万亩之多。


新疆广袤的土地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业成为唐万新最早设想的产业根基。 1995年,注册资本为2亿元的新疆德隆国际实业(000159)总公司成立,“新疆德隆”现身江湖。


产业整合一枭雄


唐万新虽然找到了事业根基,但也没有一心扑到实业上,有过1992年的特殊经历,他深知股市虽然机会不多,但只要逮着一次,就抵干实业好几年。所以做实业的同时,唐万新一只眼睛一直还在盯着股市,有空就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倒腾一下,发点外财,直到1996年,他突然读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的一篇文章,从“走到K线背后去”这个新颖而响亮的口号中,嗅到了资本与实业互搏的玄机。


王明夫文中称,投资者要想获得超额利益,需要进行一次从发现价值到构造价值的跨越,“发现价值是去寻找黑马,而构造价值是去培植黑马”,按照唐万新的理解,前者是挑股,后者是养股,通俗说就是“坐庄”。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了“达园会议”,这是德隆历史上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场务虚大会。会议上,唐万新基于自己对世界范围内产业调整的判断和王明夫的坐庄理论,确立了由“实业投资”转为“产业整合”的战略定位。


这就是产业整合之路,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先控制一定上市公司,然后将手头的实业装进去,必要时改变一下原上市公司的主业或产业概念,然后利用杠杆原理再从资本市场融来更多的钱,顺着产业概念大举并购,整合,整合来的公司想办法搞点托管、委托加工等,迅速实现盈利,方便再融资,再并购,如此来回大循环,以杠杆原理滚雪球,最终成为产业之王。


事实也确实证明,唐万新的这个产业整合思路是可行的,虽然比不上传统产业思路,即建工厂、做产品、打品牌、拓渠道来得实在,但确实速度更快,效果更明显,手段初看起来也更高明。唐万新是不折不扣的资本枭雄,但这个枭雄跟一般的资本来资本去的空手道还真完全不同,他不是简单地套白狼,是真想称王,只是有些操之过急,就像史玉柱的巨人大厦一样,建得有点过高,超出了资本负荷。


一位原德隆高层曾透露:唐万新在资本上颇有投机性,但在产业上反而相当认真谨慎,他不是哪个产业都进,选的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和制造产业。据说为了研究产业趋势,唐万新还专门养了一个100多人的研究班子,分70多个产业部类,专门研究每个产业的前10强,然后还划分区域,将每个区域内的1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都纳入研究范围。就是在如此严谨的基础上,德隆选定了三大行业。虽然德隆大厦最终轰然倒塌,唐万新彻底输掉了整场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三大战役还是相当漂亮,可圈可点。


三大战役一统帅


控股屯河:建立农业根据地。唐万新设想的第一个根基是农业,第一仗也选在了家门口。 1996年7月,新疆屯河上市,主业是水泥,今后也准备继续奋斗在水泥产业。1996年10月,德隆择机介入,出资受让了新疆屯河(SH 600737)部分法人股,成为第三大股东,第二年又通过控股屯河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


1999年,新疆屯河投资7183万元,引进年产2万吨番茄酱生产线,使新疆屯河的番茄制品收入为4900万元,占其总收入的16%左右,转型正式启动。


唐万新还利用屯河平台操作过北京汇源,曾在2001年6月出资5.1亿元合资设立北京汇源,并持股51%,如果不是后来缺钱而提前倒手,德隆仅此一笔投资都足够赚上几十亿。


咬住合金:搭上机电顺风车。在盯上农业的同时,唐万新还瞄上了工业。不过由于羽翼未满,唐万新第一次试手先选了一家小型机电公司,这就是1996年11月刚上市,年收入不过5000万元左右的合金投资。


1997年6月,德隆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北京总府置业分别受让沈阳资产所持有的国家股1500万股和568.5万股,仅以6433万元的代价拿到40%的总股本。与整合屯河不同,唐万新不再是简单地注资,追加生产线,而是明确沿着既定的产业方向展开一系列收购活动。


 1998年,合金投资出资9000万元收购了上海电动工具制造商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75%股权,使上市公司年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吞湘火炬:挺进工业最前沿。在唐万新的三架马车中,个头最大,跑得最快,唐万新最得意的还是湘火炬。湘火炬于1993年上市,德隆集团在1997年11月受让株洲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2500万股国有股(占25.71%),价格为2.8元/股,代价只有7000万元。


1998年之前,唐万新对湘火炬的动作并不大,1999年突然发力,先后收购香港鸿本实业、香港鸿源贸易公司和STEVE W.WANG全资拥有的美国MAT AUTOMOTIVE,INC.和MIDWEST AIRTECHNOLOGIES,INC两家公司,以及在中国九家子公司75%的股权,汽配行业概念已隐约可见。


2001年起,唐万新明确提出湘火炬将集中做重卡、变速箱及其他核心部件,然后三个平台一起发力,配合湘火炬的主攻。 2001年,湘火炬先是与陕西汽车齿轮总厂合资设立陕西法士特齿轮,出资1.31亿元,持股51%。次年又先后出资2.5亿元和2.55亿元,分别与陕汽集团组建陕西重汽,与重庆重汽组建重庆红岩汽车,皆持有51%的股份;


同时,还投资3600万元,与东风汽车(600006)合资设立了东风越野车(持股60%),投资超过1亿元组建2家齿轮传动公司。 2003年,湘火炬又受让珠海华晨持有的航天华晨汽车50%股权(更名为航天火炬),交易金额达3.60亿元。同年,子公司陕西法士特与行业巨头伊顿公司合资组建了西安伊顿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子公司陕西重汽则与德国MAN公司签署了引进技术和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3年大整合之后,德隆花7000万元入主的湘火炬摇身一变,成为主营业务收入高达103.14亿元的巨型上市公司。更有影响的是产业影响力,一番整合之后,湘火炬下辖两家整车企业——陕西重汽和重庆红岩,占据国内载重量15吨以上重型车市场份额的85%;陕西法士特生产的重型车变速箱也占据载重量15吨以上国内市场份额的50%以上,同样极具影响的还有火花塞产销量和主机配套率,均列国内第一。此外,湘火炬旗下公司还能年产空调压缩机24万台,销售列全国第四。


资本断链一雪崩


2003年,德隆的雪球达到顶点,成为中国拥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而且三架马车的速度丝毫未降,势头凶猛,唐万新本人也春风得意,一度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大有红顶资本家之势。但暗流一直在涌动,德隆的三个致命危机,唐万新一个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


第一是雪球内核不实,这是滚雪球最大的风险。对德隆来说,雪球的内核就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德隆往年的数据显示,三架马车规模合计达到150亿元,但盈利能力都很差。老大湘火炬还因为收购过快,经常亏损,资产负债表更是吓人,2003年高达70%,欠款34.5亿元,而1997年这个数字只有1.1亿元。合金投资与屯河虽然都基本保持盈利,但每年的利润贡献不过一两个亿,而唐万新后期的滚动已经动辄需要几十亿的资金,三家公司的盈利根本支撑不住。


按杠杆原理来说,就是唐万新选的支点太靠近手臂,不止是四两拔千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万新的这种产业整合思路都是收购上市公司,而不是IPO,无法得到大把资金,而他多年来的股本扩张也非常有限。唐万新过于求快求大,除了天生的野心与野性,还源于一个战略误判。据称,在2000年德隆内部有过讨论,是否要择机退出二级市场。唐万新认为,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点。


在1999年“5.19”行情以后的狂热气氛中,这一判断被德隆上下接受了。由此,德隆继续深陷在二级市场,维持着“老三股”不败的神话,但2001年起,股市就由牛转熊,德隆重组与并购的负担急剧加重,但已经有些自负的唐万新并未迅速做出相应调整,尤其是在核心湘火炬的并购上,依然高举高打,丝毫不在资金方面省吃俭用。这正是唐万新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其实这个错误除了战略误判之外,本身还蕴含着唐万新的身份错位。


唐万新有两个老师,君安证券的王明夫和华润的宁高宁,前者是个聪明人,空手套白狼,不玩产业,赚钱就走。后者是标准的“红顶产业资本家”,为国扎实做产业,资本无穷,名正言顺。唐万新的庄家技术学得炉火纯青,产业之心也直逼宁高宁。


但在中国现有资本市场水平,仅以庄家之术,民营之身,就想在产业上赶超国家资本,那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彻底变身国家资本,二是走邪道。唐万新努力过,而且是两个方面都很“努力”。为前者,他曾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为后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但作为民营资本家,他还是把更多的努力留给了后者,而后者则无异于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事实证明,唐万新也不是排爆高手,这恰恰构成他的第三大危机。


唐万新学成了王明夫,落下一个恶劣的庄家之名,但没学成宁高宁,仍被视为机会经营者,而不是产业整合者。在2000年12月“中科事件”后,社会舆论突然将矛头对准了德隆,“德隆是庄家”成为数百家媒体的显著标题,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炮轰德隆成为这一时期质疑风潮的标志。


之后,德隆旗下的金新信托因此发生挤兑风波。但唐万新对此却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故作神秘,大有任凭雨打风吹,我自岿然不动之势,结果只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3年7月,中国证券市场“啤酒花(600090)”、“南方证券”、“青海信托”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爆发后仅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就有十几家银行对德隆开始“只收不贷”,所谓害德隆之心未必有,但防唐万新之心不可无。这一下子就掐断了德隆本来已经脆弱到极点的资本循环。


2004年,情急之下的唐万新错上加错,饮鸩止渴,竟然抛售流通股套现,结果市场越抛越紧张,直到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 4月14日,德隆“老三股”全线跌停,几周之内,不可一世的德隆仅流通市值就损失达上百亿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6月,调查组进驻,唐万新出逃,但未能逃掉。


2006年,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判处唐万新入狱8年,罚金40万元。44岁的唐万新又在狱中开启了他考古的新生,12岁的德隆则永远地关上了它的生命之门。



资本冒险家

张少鸿




硝烟散尽,中国股市上的“庄家鼻祖”张少鸿全军覆没,曾经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耀也随着他的商业部落一同沦陷。与刚刚落马的“战友”、德隆系操盘手唐万新黯然长叹的表现迥异,牢狱中的张少鸿正谋划“东山再起”。尽管现在,眼泪是他留给两万余名被害人的最大“补偿”。


2008年初,这位原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读公司)掌门人接到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斯时,繁华落尽的张少鸿在郑州等地监所“生活”已近四年。五年前,正是因为这个“极具市场价值的个人商业运作项目”,张少鸿让两万余人领略了一次“天堂”的风采,又残酷地将他们扔进了现实的“地狱”。2001年8月9日,是张少鸿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潜逃路上的张少鸿在河北邢台折戟—距离郑州警方《通缉令》的发出尚不足9天。此前,他曾致信河南省公安厅,幻想扭转乾坤,但终究回天乏术。张少鸿面对的是法律与公理的拷问和27955位被害人的注目。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张少鸿步入“地狱”的故事梗概。


1994年7月,张少鸿的三读公司“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擅自以‘读书押金奖读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997年1月7日,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局曾联合对其进行查处,并课以310万元的重罚。不过,张少鸿的“非法吸收存款”之举很快便死灰复燃。


在其策划下,该公司向社会吸收存款时又多了“委托理财”项目,并承诺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高额利息。至1998年9月10日,该公司“已向社会不特定对象27955人吸收资金约5.85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被张少鸿用于期货、股票等高风险投资。期间,他用公众存款购置的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被套,市值缩水愈半,“崩盘”悲剧最终在三读公司上演。


案发后,警方发现,该资金中尚未兑付的群众计655543人次,金额约4.48亿元。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冻结日市值仅为2.28亿元。27955位受害人5.85亿元的存款“收获”是:按集资债权兑额计算比例成为“深发展”的股东,拿回手中的现金仅约3573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


2001年9月6日,三读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张少鸿似乎没有勇气面对。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应该对三读公司的“读者”负责,并表示“只要他们债权没有兑现,我就不会忘却对他们的最终责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委屈”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是一个“蒙冤者”。


2004年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处张少鸿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决下达后,张少鸿即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改判。“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来洗脱因体制转轨时期个别部门滥用法律而强加给我的不实的罪名!我将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奋斗精神,并用多种方式和成效来证明世纪交替时期发生在郑州、发生在张少鸿身上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滑稽可笑的冤错惨案!”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44岁的张少鸿展露的仍是一幅“志在千里”的形象。


此番思想缘自何处?在中国的企业英雄传里,张少鸿不乏传奇。1961年1月10日,张少鸿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白壁乡张家庄村。18年后,这位寒门弟子考进了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完成学业的他进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彻底跳出了农门。在父老乡亲为其暗自祝福之际,张少鸿又有了惊人之举。1985年,24岁的张少鸿辞职“下海”。


两年后的1987年3月,“郑州市金水区读来读去读书社”问世,“个体户”张少鸿现身商界,注册资金10万元;1990年,商号里面的“金水区”三字被张少鸿轻松抹去,注册资金增至100万元,“个体经营”一跃成为“私营企业”;1992年,商号升级为“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4年,注册资金又增至2000万元;同年7月,“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张少鸿任法定代表人……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给予张少鸿的荣耀也纷至沓来:河南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全国青联常委……“创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成为人们评价张少鸿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定语。由于各界的追捧,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斯时,成为三读公司的“读者”对不少郑州人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此卡你可以免费借书一年,而且可以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机构换书阅览。最令人惬意的是,一年期满之后,三读公司支付给你的现金是1000元—其回报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事实上,这也是三读公司“读者”数以万计、张少鸿被推上神坛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张少鸿是如何维持这桩“赔本生意”的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早在1993年5月即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


此外,张少鸿还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而本钱就是“读者”们的“押金”。显然,这是一场游离于“读者”视线之外的巨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喜悲或许就在弹指间。庆幸的是,厄运并未立即降临到张少鸿的头上。


1997年至1999年,郑商所凭借着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而作为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张少鸿曾一度与郑商所共享辉煌。当他携期货主力转战沪深股市时,相当威风,张少鸿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


现在看来,倘若不是绿豆期货终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张少鸿的另一个战场—斥资5亿元操盘的“深发展”遭受重创,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没有因此引发更多的“倘若”,张少鸿的今天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


张少鸿何以有如此结局?“企业家并非天生伟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肩负对社会的责任。”总结张少鸿的落马,一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员坦言,除了张“法律意识谈薄、决策缺乏理性”之外,“企业融资难、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市场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环境的缺憾也是张少鸿失足一个重要诱因。”


近年来,此类案件在当地频频发生,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三星”、“百花”、“红高梁”等多个故事版本。“他们玩的都是‘借鸡生蛋’的财富游戏,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玩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为什么结局迥异?”河南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坚持认为“根源还是在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人家黄光裕的‘借鸡生蛋’游戏是不断升级的:先借要还本付息的钱—银行的钱;


再借还本不付息的钱—厂商的钱;最后借的则是不需还本付息的钱—股民的钱,来发展壮大自己,而‘张少鸿们’除了未能‘升级’之外,‘合法’这个重要的底线也未能坚守。”或许,当年在法律雷区中穿行的张少鸿根本不具备“升级”的条件。一个令人惊诧的诠注是,三读公司的“集资业务”竟然未设会计账目,该公司“高管”张辉、张光华、刘梁红等人要么是刚扔下锄头,要么是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均为初中毕业,张少鸿之“经营管理”水平由此洞见。


颇有“八卦”意味的是,张少鸿获刑前后,一份题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份名单所列的29位操盘手,多曾是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之人物,张少鸿与唐万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结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狱;3人转行;3人赔光;剩下3人的结局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


倘若除却转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庄家”们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结局。“对民企财富拥有者,应是有问题则清算,无问题则必加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生‘问题富豪’的现行体制中的弊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与北大博士后研究员赵晓探讨如何面对企业家“原罪”时,一语中的。如今,已被“清算”过的张少鸿正加紧锻炼身体,图谋东山再起。“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张少鸿向外界披露说。



亿安神话总导演

罗成




亿安科技的罗成,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风云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一个经典小人物,只因为他玩得太独太绝。罗成欲盘活广东“烂尾搂”,不失为独辟蹊径的大生意,无奈折于独辟蹊径玩资本。在亿安人心中,罗成已经“死了”;在中国商界,“罗成现象”不死。


亿安集团创始人罗成,确是一个神秘人物:5年垒起110亿元资产的空手道,20亿元贷款运作100亿元投资的资金链,拆借25亿元资金炒作。这种企业家一度居于中国经济的主流,他们的一夜成功曾让人眼红,他们的思路至今仍受推崇。但是,把个人英雄的成分推到极致,就只有等待时代的淘汰。时代造就了企业家。罗成却误以为他造就了时代,没看清这个大势,罗成终成失败的“时代人物”。


革命者被人革命。罗成是广东湛江市廉江县人,自小胆大,属于敢为人先之人。因家境贫寒,为改变命运,在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罗成(当时叫罗湘江)就告别湛江老家,闯到东北倒腾手表之类的小生意,发了一点小财。后来,罗成因“投机倒把罪”入狱,但他坚持不懈地申诉,终于提前出狱。罗成曾在沈珠贸易公司任职,从最底层一直爬到副经理位置。


这家小公司是沈阳与珠海电子公司合办,罗成也就搭上了珠海方面的关系。 1986年,珠海电子局改制为珠海电子公司后,投资50万元注册一家做贸易的东大发展公司。1988年,东大公司濒于破产,被迫公开招聘能人。罗成闻讯,立刻前往应聘,以第一年上缴60万元承包利润而中标,实际上这是一个被高估的标底,但罗成冒了这个险。罗成第一年没能完成承包指标。但他自掏腰包,并向亲朋拆借,补足欠款。


此举为罗成赢得极大信任,完全撒手让其经营。第二年,罗成主营水货彩电贸易。他并不牟取单台暴利,而是大批量甩给下家,尽快脱手。因此,东大的彩电总是一批批地有人抢着买。1989年,罗成上交利润300万元,1990年上交利润1000万元。从1987年至1995年的8年间,罗成将其发展为东大集团,年销售额近20亿元。当时,无论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均在惠州TCL和珠海格力空调之上,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16位。


罗成在珠海干得轰轰烈烈,曾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东大开始代理夏普的平面直角彩电。一台净赚200元,因此东大的年终奖在珠海是出了名的,1992年是20万、30万元地发。彩电之后,罗成与索尼合作建了东大音响厂,每台几百元成本,卖1500多元还脱销。东大又做了化妆品厂、生物制药厂,与台湾人合资做鞋厂,什么赚钱就加工什么。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偶然的机会,把罗成拽进房地产业。他收购了珠海市中心一家玻璃厂,投资兴建东大电子城,占地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气魄很大,国内少见。在珠海,罗成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东大的多元化可谓全面开花。


1994年,东大进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罗成获得“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并与格力老总冼文同为副市长竞选人。1995年,罗成突然离开他一手打造的珠海东大集团。在他离任前,东大集团刚刚与新加坡某集团合资完毕,外方投资2.3亿元。关于罗成辞职的原因,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创造了东大,东大却不是他的,产权上没他的份儿。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产权,罗成未能革了东大的名,他就给自己革了职。此事在南方商界曾惹出轰动一时的“东大震荡”,东大集团由此衰落直至破产。


罗成二次创业的香港亿安公司披着浓浓的神秘色彩。1994年,亿安公司在香港成立,自有资金甚少,基本是空壳公司。罗成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二次创业的思路是“迅速做大”,做大事才过瘾。罗成第一个大手笔是收购曾为广州十大工程之一的亿安广场。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罗成找到一个不便抛头露面的行政性机构借款2亿元,签下8亿元投资的亿安广场项目。


罗成本事非同小可。第二个大手笔是收购烂尾楼。在1993年宏观调控之后,中国房地产遭遇第一次危机,海南等地烂尾楼到处都有。罗成认为,这些“不良资产”只是休克。亿安选择收购后在一年内可以建成的楼盘。贵阳中天酒店项目,是罗成谈下的第一个烂尾楼项目。罗成变不出现钱投资中天酒店,他便与中天集团进行股份合作共同开发,中天占35%,罗成占65%,这样就无需支付定金。建设资金他通过中天集团旗下的建筑工程公司垫资开工,并从香港引进融资、挤占其他施工单位的工程款等实现。


1997年下半年,罗成谈下广州花地明珠大酒店。罗成只付300万元,获得控股权。仅用106天便开业,创造“花地明珠速度”。开张头几个月,在当地名声鹊起,一天至少20万元营业收入。1998年4月,广州开始“严打扫黄”,娱乐业骤衰。花地明珠店内冷清,一派萧条。


一个黄金项目转眼之间变成垃圾项目,谁还接盘。1.4亿元投资额的花地明珠酒店卖不掉只能自营,任其长期亏损。1997年香港爆发金融风暴,首当其冲是中天酒店。罗成的港资管道越来越细,以至断流。恰巧和中天发生一次争端,罗成借故停工。1.8亿元投资额的中天酒店只能半路而弃。雪上加霜的是,负责亿安广场的那家公司把钱搞光只挖了一个大坑。罗成被迫接过亿安广场的操作权,可他这已是无米之炊。


他用从机构拆借的2亿元启动项目,再以卖楼花和银行贷款,自成运转系统。可是,乱买楼花,被迫叫停。亿安广场奄奄一息,直到1998年3月罗成才搞到一笔4000万元的高息贷款,暂解燃眉之急,但无助于扭转8亿元投资额在建的亿安广场整体颓势。罗成四面楚歌,亿安面临第一次危机。在罗成最初的布局中,亿安广场牟取长线稳定回报,烂尾工程是短线快速获利。一长一短互为犄角,但由于手中资源不足,香港又突生金融风暴,罗成如高空风筝悬丝一线。

狂赌股场遭灭顶。走投无路之际,诸多良机从天而降。关系、机会、交易、项目、圈钱,五大因素巧妙组合,罗成拿下三大基础设施项目:“江门1973线公路项目”、广州市广园东快速路、“广州市交通主枢纽13个货运站场项目”,帮助银行进行金融创新,三大项目拿到贷款8.3亿元,这源于罗成多年积累的政府资源。罗成具有熊心豹胆。


按规定,投资基础设施的自有资金不得低于30%。亿安没钱,罗成给银行提供了一种金融创新的思路:项目融资(BOT),是国外通行做法。罗成的创新是,让国内银行与民营企业合作,将几个项目的未来收费权质押给银行,以贷款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亿安拿到8.3亿元总贷款。亿安高峰期占用银行资金5亿至6亿元,手中沉淀资金1.5亿至2亿元。罗成开始打资金时间差,兵分两路,一路回救前期项目亿安广场和中天酒店;


另一路收购广东万燕和上市公司深锦兴。罗成收购科技型的万燕公司和上市公司深锦兴,不能简单理解为商业性。罗成有浓浓的上市公司情结,它是埋藏在罗成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罗成看好高科技股,收购深锦兴后,他给其赋予科技的概念,并将万燕装进深锦兴。亿安染指证券,罗成一手组建一支证券操盘手的新军,但因性格多疑,坐庄思路前后不一,最终走偏。


2000年2月15日,亿安科技股票突破百元,中国终于有了第一只百元股。2月17日,亿安科技借着人气,以126.2元的当日最高价写进历史。股市上一片欢呼,但罗成反而更冷静了,他把自己的预感告诉议案高层:枪打出头鸟。罗成的直觉没错。中国证监会发现亿安科技股票的异动,于3月份着手调查。


13个月后,调查及处罚结果公布:对操纵深锦兴(后改名“亿安科技”)股票的四个庄家 “行政处罚”8.98亿元。实际上,罗成坐庄的纯赢利也就在一亿多元。亿安科技股票案只是招灾惹祸的导火索,罗成早就坐在一个巨大的药筒上。进入2000年,广园东路和江门路项目的政策调整,政府取消了道路的设闸收费权。亿安集团挨了当头一棒。


银行一旦上门讨债,亿安的资金运作满盘皆乱,其万燕项目也赔上1亿多元,成为错上加错的美丽故事。不久,传媒业就大肆曝光“中国第一股”的坐庄内幕,敦促亿安的外部生存环境极度恶化,资产变现和拓展融资之路全部被堵死。亿安的造血机制瘫痪了。罗成找到一位强人,试图力挽残局,可惜罗成投机多年,手里没有一张硬牌,强人也只好作罢,罗成在劫难逃,最终一代枭雄信心崩溃,携8000万元仓皇出逃。



“中科系”神笔策划人

吕梁



吕梁是中国股市上的一大策划。熟悉他的人说,吕粱只应做运筹帷幄之人,绝不该亲自下海呼风唤雨。今天看来,吕梁很像在做投行业务,不养猪只做猪的买卖,最多扮点“屠夫”角色,把猪肢解一下,将各个部位卖出不同价钱,这就是投行的行话“资产重组”。


但吕粱的问题在于只懂得“给猪注水”的财技,连起码的“屠夫之技”也不懂,他的中科创业系如聚沙之塔,一阵沙暴成丘,又一阵沙暴而平!吕梁至今完全人间蒸发,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有人说他被干掉了,也有人说他逃走了。讲起当年吕梁的故事多少带点血腥味,这也源于他在世纪之交在中国股市上掀起的那场血雨腥风,他让多少散户血流成河。


K先生邂逅朱大户。吕梁曾是一位优秀的证券记者,他先后采访了近百位股民,在数十家财经媒体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一战成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吕梁和朱大户相识。朱焕良早年在建筑工地上开大型装卸车,没什么文化,与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1992年的发财方式一样,后来被称为“朱大户”的朱焕良也是靠认购股权证发的财。


回北京后,吕梁继续做自由撰稿人,一边投资期货,但运气太差,2年玩下来,不光把自己积攒的100万元赔光,还负债2000万元。而朱焕良却成立了深圳英特泰投资咨询公司,从此一直在股市里混。凭着独特的选股眼光,成为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1996年前后,股票坐庄风起,这种生财之道让吕梁和朱大户都按捺不住。吕梁成立了以他的笔名命名的“K先生工作室”,写股评指导股民炒股票。朱大户则开始囤积股票,他看中了来自深圳的康达尔。


康达尔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养鸡公司,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上市,香港的活鸡70%靠它供应。更巧的是,朱大户跟宝安区的领导相熟,自以为有坐庄的可能,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到1997年,朱大户居然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朱大户的屁股还没把椅子暖热,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香港更是全民戒鸡。


康达尔股价一落千丈,朱大户的2亿元深陷泥潭,一筹莫展。1998年秋天,朱大户从深圳飞往北京约见K先生,做最后一次挣扎。正是这次“深圳—北京”之旅,拉开了中国股市上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大剧。


1998年12月13日,吕梁跟朱大户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吕梁负责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将康达尔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朱大户当即承诺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


就这样,套牢2亿元的朱大户和负债2000万元的吕梁正式联手,为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双簧。1999年1月20日,朱大户通过中煤信托深圳证券营业部将277.9万流通股票以转托管的方式打到了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证券营业部吕梁的账户上。有了这27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必须在3个月的建仓期间融到4个亿的资金,否则无法接管朱大户手中50%流通股。


负债的吕梁当然只能外出忽悠资金。吕梁第一个找到董沛霖,后者是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的法人代表,下海前曾在国家计委任职,在金融和实业圈内有很深的人脉,对吕梁的股市理论十分痴迷。1999年1月,董沛霖通过中煤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吕梁手中50万股康达尔股票质押得到1000万元贷款。


有了这1000万元和剩余的22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后面的融资计划交给了丁福根,后者堪称股市天才,且与吕梁交往颇深。他马不停蹄地飞上海、下深圳,与各地相熟或不相熟的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一切格外顺利。丁福根一融到资金,吕梁就用它立刻去收购朱大户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丁福根做质押,然后再融资。如此循环往复。


到1999年的3月前后,丁福根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资金。吕梁用这些钱,先后从朱大户手中买下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


为了规避个人持股达到5%就要举牌公告的法规,丁福根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此时,眼见坐庄时机成熟,吕梁开始展现他超级股评家的风采。在发行量颇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连发4篇《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文章。这是一组高屋建瓴、很有理论深度的股市分析文章,在绝大多数经济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氛围中,吕梁用他充满了思辨气质的语言为股市唱多,引起巨大轰动。


1999年5月8日,吕梁的第四篇对话文章发表后,中国遭遇驻南使馆被炸,股市曾一度震荡,但随后的5月19日,沪深两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发生井喷。“5.19行情”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也达到顶峰。在飙升行情的掩护下,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20元涨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跃至40元。8月,吕梁在《中国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文章,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


文章宣称,康达尔已完成了重大重组,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总之,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到1999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累积涨幅111%,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就在吕梁为康达尔股摇旗呐喊的同时,收购康达尔国有股的计划也在同时进行。在流通股掌控人朱大户的牵引下,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4月30日和5月5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股份转让给吕梁。


为了避开《公司法》中“法人股转配不能超过30%”的规则,吕梁将一家拆为三家来受让,这就是第二大股东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海南沃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所占股份分别为22.5%、10.38%和1.73%,累积达34.61%,加上其他可控制的表决法人股,即朱大户手中的2.53%,吕梁实际以37.14%的股份超过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6.16%的股份,成为实际上的控股方。


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7席。为此,吕梁花了7个亿。当然,这笔钱也来自股票质押贷款。


“中科系”复制康达尔。1999年7月,趁股价跃至40元时,吕梁及时套现,以3000万元注册北京中科创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吕梁本人并没有直接担任任何职务,聘用的董事长是时任国家科技部高技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吕梁要靠这个关系吹嘘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


吕梁既有康达尔又有北京中科创业,很快在市场上兴风作浪。1999年8月,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600842)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


1999年12月8日,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2000年3月,吕梁利用结盟公司海南禾华公司成功切入中西药业,持法人股1256.1343万股,成为中西药业第四大股东,后又通过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拿到中西药业的股份,使实际股权占到30%以上,超过国有大股东的26.41%,四个月后又完全控制中西药业,中科系再添一子。


4月,中科系又分出上海中科创业,注册资本1亿元,由申杲华领军。2个月后,上海中科就宣布以每股2.8元的价格,从淄博宏信资产经营集团受让鲁银投资(600784)法人股956.8125万股,占比4.66%,成为鲁银投资持的第四大股东。


同月,上海中科又以7200万元买入君安证券公司所持的胜利股份(000407)900万股转配股,占比3.76%,成为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还是在6月,中科系新子中西药业也领兵开战,以每股约22.35元的价格买入357.5822万股岁宝热电,占比2.62%,成为第四大股东。


仅仅4个月,吕梁频频出手,赫然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中科系”,吕梁集股评、并购、坐庄三大技法于一身,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点石成金的传奇大师。据丁福根后来在法庭回忆:“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半年时间,吕梁与丁福根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建立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为中科创业四处找钱,融资额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


当股权到手、资金到位、共犯结构形成之后,吕梁和丁福根便开始他们的庄家运作。其手法与康达尔时期几乎如出一辙:不断发布资产重组的利好消息,大规模地对倒推高股价。中科系形成之后,吕梁还能资源互动,元素共享。


2000年7月,他刚刚得手中西药业便急匆匆宣布:中科创业与中西药业等公司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中子后装治疗机(简称中子刀)的生产与销售,其后又宣布两家公司将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修建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将在西北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具有防止流沙和药物开发双重效益的苜蓿项目的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言之凿凿的金色工程,除苜蓿项目曾投入100万元之外,其余均是画饼。


老鼠内讧招斩杀。2000年2月21日,中科创业股价一度摸到84元,吕梁持有的中科创业股票市值翻了一番,净值增加10个亿,但成为大师之后,吕梁看到亿安科技、清华同方的股票涨到100元,也急于把中科创业拉到百元价位。为此,他没有套现,而是继续用股票做质押,买进莱钢股份(600102)、马钢股份(600808)、岁宝热电,从而将这些股票拉升,提高市值卖掉挣钱之后,再通过倒仓、对敲进一步炒作中科创业。


吕梁还在股市里冲锋陷阵,但手下已经经不起巨额财富的诱惑,开始内讧,而率先起讧竟是角色最轻松但获益最大的朱大户。两年时间里,朱大户无需从事任何操作,只需死抱住自己名下的股票不放。朱大户抱了两年,但他与吕梁的约定是5年。两年以来,他的股票市值已经从亏损2亿元翻身陡增到获利10多亿元,每天抱着这么一大笔账面财富不得动弹,也是一种煎熬。更重要的,作为内幕人士,他知道中科创业剑走偏锋,早晚出事,吕梁主要合伙人董沛霖因银行诈骗案被拘,更让朱大户坐卧不安。


2000年5月,鏖战正酣的吕梁接到丁福根的线报,市场上出现一个不明抛家,每天都在1500万元左右。而据丁福根判断,此人非朱大户莫属。吕梁打电话给朱焕良,但朱焕良推托称另有其人,要吕梁填平。吕梁前后填进5个亿,仍未填平,始知中计,3个月,吕梁又接到线报,朱大户已租快艇把数十箱现金偷运出国。朱大户只是中科系的叛将之一。中科创业股票20多个月连续上涨,公司内部不少人都把股票拿去质押,偷偷建仓。


吕梁初期对此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等后来朱大户案发,他想下令清查时,才发现从“左臂右膀”的申杲华,到普通员工都有私仓,都在恍然出货。意识到问题后的股民也纷纷割肉,建在一片谎言之上的中科神话轰然倒塌。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中科创业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员,中西药业、岁宝热电等均上演跳水惨剧,股价数日之内腰斩。


2001年1月5日,深圳中科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彻底与吕梁决裂”。2001年2月,吕梁突然神秘失踪。深圳中科创业也申请改回旧姓康达尔,股票也做了相应变更。康达尔甩掉了中科,但7年来却始终未能摘掉ST的帽子。一戴就是7年,至今仍未能摘去。吕梁彻底消失了,但他留给中国股市的一堑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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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综合整理自股票雷达、财经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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