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员口述: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9-06-30 07:46:31



本期编辑:武芸萱

来源中新网

作者口述/徐宝风 文/韩晓征

原题《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

(配图与文章作者无关)


我是1956年参的军,那年16岁,在杭州海军疗养院作卫生员。当时因为毛主席常来杭州,刘庄、汪庄是他经常疗养的地方,又有很多领导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所以为中央领导们举行的舞会规模就很大,一般都在杭州饭店,浙江歌舞团乐队伴奏。


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军队系统挑选的,要求出身好、表现好,舞当然也要跳得好啦。所以当时我们能被选拔出来,都觉得很光荣——跟中央首长跳舞对我们来说,不是去娱乐,而是执行政治任务。


那时候刚参军,工资低,没法儿打扮,我总是穿着军装、布鞋就去了,脸上也不怎么化妆。


我们最愿意跟周总理跳舞了。他人很亲切,像老父亲一样,一边跳着快四步,一边问长问短,有时候跳着跳着还会唱起来,有时候笑话讲得我们哈哈大笑……他很忙,一般到杭州来都是向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了又要赶回去,所以女孩子们都排着队要跟他跳舞,跳不着就会觉得遗憾。


周总理很会照顾人,跟谁跳过,没跟谁跳过,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还有时间,没跳过的,他就主动去请人家。



毛主席不像周总理那么忙,舞会他都是从头跳到尾。他爱听京剧,舞会的中间都穿插着京剧表演,这在他就是一种休闲吧。跟总理不同,主席很威严,我们跟主席跳舞,不敢说不敢动的,主席话很少,顶多问问你家里情况,我们是问一句答一句。


1959年,我参加了海军战士业余文艺汇演之后,就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那时候海政、全总、空政、总政、北京军区的女孩子,都经过严格挑选,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标准。


被挑选上的人作息时间也都重新调整——上午休息,下午练功,晚上跳舞。去的时候,我们海政的女孩子,是由海政保卫处的处长带领,坐着专车,有专门的车证,才能进入各个舞厅的。


那些年如果我们不下部队演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中南海、国务院紫光阁、三座门中央军委,都是一周两次。


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还有一道特别的手续:门前有个盛消毒液的盆,每个人都要在里面洗了手才能进去。



记得在中南海又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他一眼认出了我,说:“小鬼,你调到北京来啦?”我说:“是啊,我调到海政歌舞团了。”总理的记忆力就是这样好。


那时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块儿——因为怀仁堂舞厅很大,有好几个门,主席和江青每次都从不同方向的门进来,而且时间也不一样。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后到。江青到了以后的第一个舞,主席总要跟她跳,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那时谁都不凑过去。


江青总是前呼后拥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记得她有一回穿着白纱的连衣裙,舞起来一飘一飘的。


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这种情况下,别说香水了,能买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错了。


那时候女伴们都说我“臭美”,其实我的“臭美”不过是往辫子上扎了块花手绢儿,我们的军装也有半长的裙子,蓝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连衣裙,那已经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当年江青的打扮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刘少奇每次参加舞会,都是和王光美还有一个小女儿一起来。他跳起舞来很稳当,但人不像总理那样随便。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他也穿中山装,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脚上穿的布鞋,又叫“老头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装,脚上的皮鞋是砖红色的。


刘少奇爱说话,有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杭州人,那你是东施还是西施呀?”我说:“我当然是西施啦,怎么能是东施呢?”王光美那时候很年轻,穿着很朴素,经常就是蓝裙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挥霍打扮,我们都觉得很纳闷儿。


朱老总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他那时候年龄大了,怎么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吧,我们请他跳舞,都要先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话不多,常常是拍拍我们的手,笑笑,像对待小孙女。



不过有一年国庆刚过,他见了我就问:“小鬼,你去游行了吗?”那年国庆游行,我正好在文艺方阵里,在海军《红珊瑚》剧组的彩车上,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做出一个“前进”的造型,一直保持着那个雕塑式的姿势,经过天安门广场。


彩车这样大,我虽然站在顶上,但从天安门城楼的位置看过来,却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对朱老总说:“对呀,我参加了游行——您老人家眼神儿真不错!”朱老总笑了:“我是拿望远镜看的。”


国务院紫光阁的舞会,周总理是常去的。总理和各位部长都很辛苦,这样的舞会,并非完全的休闲,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工作。常常是总理跟我们正跳着舞,来了一位部长向他汇报工作,总理就撇开我们,跟那位部长谈话;谈完了回来没跳上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部长,总理就又停下来,又去谈工作……


军委三座门那边的舞会,休闲的气氛就比较浓,因为将军们大部分都携夫人来,我们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卫员和秘书们。


很少见到邓小平,据说他爱打牌,休闲的时候,多半找搭档打桥牌吧。贺龙也很少见到。陈毅是非常喜欢跳舞的,只要有舞会,中南海也去,紫光阁也去,三座门也去。他到了哪儿,四川话呱呱一响,哪儿就很热闹。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


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夜宵。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


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时候我们正下部队演出,从武汉至广州,我们吃过用芭蕉根做的菜,馒头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女孩子都主动把自己的那个掰下一半,分给男同志吃——那时候真是阶级兄弟的情义。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舞会恢复了,但舞会中间的点心水果没有了,我最爱吃的炒杏仁没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简单了,鱼呀肉哇没有了,就是炒菜。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舞会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为跳过《咏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说我跳“花鸟鱼虫”。《咏梅》虽然是根据毛主席诗词改编的,可“梅”毕竟是花的一种;彝族舞《酒歌》里面,我戴的帽子远远看去像只鸟,所以就又沾上一条。


我搞了一辈子舞蹈,退休后,参加了老战士艺术团。回想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对我自己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那会儿工资低,生活简单,可是心理平衡,因为身边的人们都是一个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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