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些“混得好”的同学大都坐牢去了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1-12 0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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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者 邓敬雷 来源 共识网(ID:igongshi)



1 年过半百,幸能独善其身


不知不觉,年近半百,就算能活一百岁,也过了一半,只剩一半了!不得不承认,自己已跨入中老年人的行列。我反复照镜子,仔细观察,我真的老了吗?我自己觉得还和过去的差不多,无奈一些长时间未联系的熟人在微信朋友圈里见了我的尊容,感慨大发,说我变化太大,几乎认不出来了!令我非常泄气!


环顾左右,昔日青春年少的他或她,一个个满脸褶子皱纹,要么头发脱落,露着光秃的脑袋,身材也明显变形,大肚子,水桶腰。闲谈话语中,都是儿子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考研究生,有了工作则着急忙慌找对象。更令人惊悚的是,有的过去曾在一个教室读过书的同学竟然有了孙子孙女或外孙外孙女!


所有的同学熟人都在操心操持父母亲的养老送终,有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有的同学熟人自己身体有毛病,动过大手术;更加令人悲伤的是,还有的同学熟人不幸去世,早早丧失了生命!


常常有同学熟人托付我给孩子物色对象,看相亲照片上那些少男少女,都好像是往昔的我们,可如今我们都成了青年人的长辈,他们口口声声叫“叔叔阿姨”!青春不可能万岁,不可能永驻,相反青春属于别人,已经和我永别!


人生苦短,韶华易逝!不管心里是否承认,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开始时不时回顾往事,寻找往昔踪影。这大概就是怀旧、恋旧的情绪!我心犹不甘,四、五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需要安静地想想,这几十年是怎么过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了这个阶段,可以总结,可以下定论,不再是十多岁或者二十多岁,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皆成定局,虽然艰苦奋斗,却未成功。没有升官发财,没有实现人生的价值,与青少年的理想相去甚远!人生未免遗憾,心中失落惆怅!头脑逐渐清醒,不再幻想。天不助我,无可奈何!现如今事业光靠自身的努力,未必能成就一番事业,是非成败的前因后果实在太复杂了!


“兼济天下”我做不到,我尚能独善其身。在自我心理平衡和调节的时候,我想起来,身边还有这一类的同学熟人。


2 那些坐牢的同学


罗某是大学女同学,虽然专业不同,但同系同年级,同在英语快班上课。她是长沙市人,毕业后在长沙市工作,后因判刑入狱。若干年后,刑满释放,但自此以后,我从未谋面。太多情况不得而知。坐牢的原因估计应该是经济贪污。


王某是大学同班男同学,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同乡,毕业以后没有像我一样分配回家乡,留在长沙市工作。后判刑入狱。若干年后,刑满释放。重新生活在长沙。同学好几回聚会,他都积极参加,表现活跃,一点也不像是有过坐牢经历的人!听说生意做得还不错,从他的消费状况判断好像是有点钱的人。虽然他性格开朗外向,与我交流时谈笑风生,我想了解他在监狱高墙里面的生活,还是欲言又止,难以启齿!我顾虑重重,好几次话到嘴边,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毛某是大学男同学,同系同年级不同班,我们是一个县的同乡。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同时被分配回家乡,自嘲为被发配回原籍,当然这比起古代充军流放边疆,还是有人性多了!我和他算是患难之交。我选择在地级市一所中专教书,他不愿意当老师,回到县计委工作,在那里慢慢干上来,当上了主任。众所周知,计委权力很大,后改名为发改委。最后也进了牢房,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现正在服刑。


有一年我从上海回湖南,特意绕道娄底,去监狱里探望他。他在里面,我在外面,用电话进行交谈。他说自己很冤枉,刑判得太重!我心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到了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只能鼓励他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提早出来!没想到分别多年,我和他竟在这个地方相会!我心情复杂地与他告别,劝他保重,他也客气地对我说多保重。我想他在学校表现上进,恐怕是一念之差,才一失足成千古恨!


王某是我在家乡那所市中专学校教书的同事,大家都是青年教师,住在楼上楼下,同在教工食堂吃饭,朝夕相处。此人性格张扬,胆大妄为,放荡不羁,为人处事我实在不敢恭维!据说曾经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抛弃老家的未婚妻,女方进京,坐在学校有关领导办公室告状,故被勒令退学。此事真假,无人考证。但此人粗鄙好色,放肆到不避人耳目,却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我和他打交道时间很短,第二年他便走了,考上了我大学母校的研究生,去了长沙。毕业后进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若干年后当上了副处长。看起来应该有好的前景,不料犯法进了牢房!现正在服刑。我后来与他没有联系,详细案情不清楚,关押在哪个监狱也不知道。因为过去与他没有太深交情,我也未想过去探监,不知道他的那些江湖酒肉朋友有没有去看他?


无独有偶,这所学校我还有一个同事,是一名体育老师,不安心在学校教书,改行当警察,进了公安系统,在市区派出所工作。后来执法犯法,进了牢房。此人平素一本正经,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但是心术不正,贪图钱财,经常做一些出轨的事情,当初我就对他敬而远之,东窗事发,绝非偶然!听说老婆和他离了婚。又听说他从牢房里放了出来,在大街上见到熟人就借钱,吓得认识他的人都躲着他!


W是副省级级领导干部,正因如此,估计全国人民知道他的不少。我认识他时,他还只是一个副处长,经过二十年的“打拼”,他身居高位,无限风光!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年夏天被抓,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年年底开审,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他,迄今尚未宣判,结果大家都在猜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估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看来他牢底得坐穿,有生之年从牢房出不来了!


他曾经是官场上的一颗耀眼明星,创造了二、三年上一个台阶的官场记录,40多岁就当上了副省长,万众瞩目,好多人甚至对他的锦绣前程进行各种大胆预言!可惜命运捉弄人,一下子可以让他上天,一下子又可以让他下地!如此跌宕起伏,反差巨大,令人唏嘘!


看到高官如此下场,我虽不幸灾乐祸,但还是在心里暗自庆幸,鄙人从不信“富贵险中求”,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的教书匠挺好,至少还有自由身!我再也不羡慕升官发财的人,反而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我还有一些科级、处级和厅级乃至省部级的同学熟人。


L也是副省级领导干部,刚刚被抓!说起来我还是通过W认识L的,当时他们都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年。获悉L落马,我一点也不意外,我知道他肯定跑不了!迟早的事情。W那般精明都坐牢了,多年的亲密战友L怎么可能独自逍遥法外?他们俩的确是多年的搭档,至于是不是朋友,外人无法判断。


官员有真正的朋友吗?我一直很怀疑!宦海沉浮,风云变幻,官与官之间,除了利益,何来友谊?在现实世界,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与情感绝缘。官吏眼里,只有权力;商人眼里,只有金钱。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距离W进牢房不到两年,L也进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既然是被当成老虎打下来,他后半生只能在牢房里面度过了!看来不管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都会有因果报应,不能心存侥幸,想隐瞒掩盖,想逃脱躲藏,都是徒劳。哪怕一时春风得意,结局都是坐牢的下场。


当官的都迷信,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自己算过命?这些人都很自负,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大学同学中还有的犯了事,进了牢房,出来以后再跑江湖,在社会上混,连名字都改了。例如原来在深圳一家工商银行的黄某。他和我在学校相识,同年级,不同系。


熟人中有个兰某,原来在内地家乡的市级检察院工作,中途出事坐牢,出狱之后当不成公务员,南下广东当律师,未料因祸得福,事业干得红红火火,小有名气,如今自己开律师事务所,有车有房,还把老家的远近兄弟全都带了出来,让他们个个都沾光!


我想,假如他一直坐在机关办公室,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很难说,因为此事根本由不得自己,另外也无法施展如此高超的发家致富本领!


高某是我当年教书的那所中专学校一名女同事的丈夫,也是早我三届的大学校友,匪夷所思的是,此人突然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人间蒸发!据说系负案在身,畏罪潜逃。女同事早已改嫁他人,重新成立家庭。其人其事,在某种程度上,亦与坐牢无异,只不过牢房特别而已。


宋某是我大学同系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在广东一地级市银行当信贷科长,级别不高,但管贷款,权力很大!在80、90年代银行吃香喝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是一个肥缺!当地的老板天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我去当地考察,曾经和他见过一面,俨然一个暴发户,傲慢无礼,手指上带着好几个金灿灿的戒指!


我纳闷,过去从农村考大学出来的老实巴交的学生,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后来他潜逃出境,据说捞了不少钱,而且早有预谋,事先把老婆孩子送到境外。这种人不管是不是关进牢房,事实上已是个囚犯!


3 一个反例


说到最后,还有一个反例,堪称奇葩!彭某是我读研究生的同学,学习没有天赋,但喜欢与人交际,嗜好喝酒,酒量很大。毕业后在党政机关干,几经周折,当上了省会城市副市长的秘书,官场倒是挺适合他,也算是人尽其才,发挥他的特长!


同学们希望他能出人头地,旁人也看好他的仕途。人算不如天算,副市长被捕入狱!全中国的领导干部因为贪腐坐牢,哪一个秘书能幸免?彭某显然大祸临头!


他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数月,从头到脚被查了好多遍,实在没有问题,又被放了出来,虽然在党政机关待不下去,但还能转移到国有企业谋生,相比坐牢的他的曾经的主人,他与牢房擦肩而过,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


好多年以后我和彭某闲聊,问及此事,不无好奇,非常疑惑,我问他怎么能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干净?


他说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老板曾求他办事,答应送他一套好房子,其时他还寄住在岳父岳母家,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他不可能不动心,为此思来想去,思想斗争激烈,连续一个星期吃不好、睡不着!房子到底要还是不要,让他万分纠结,他甚至请假回家,关起门来想这个问题,通过痛苦的煎熬,他打开门去上班,最终做出不要的选择!


他说,如果当时要了,那么今天他肯定坐牢!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同学,他没有利令智昏,见利忘义。他把持住了自己,经受住了考验,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让自己避免了牢狱之灾!比起那些见钱眼开、要钱不要命的贪官污吏,他不知道聪明多少倍。


【延伸】中国最顶级的金融奇才都在监狱里


来源 知乎 作者 邓海韬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与的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市场之父——管金生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的哎叹声能跨越黄浦江传到人声鼎沸的金融市场,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与的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能够着手进行的最基本和影响最广泛的金融现代化措施之一,就是向债市重新引入对冲产品,尤其是债券期货。然而,在政府赖以获取大部分资金的市场中,引入期货交易会导致市场力量挣脱束缚。管金生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金融市场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中国禁止了一切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并将他送入监狱。


一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高层管理人员最近被问及管金生的情况时,他立刻眉头一皱,他认为,有管金生这样的案子作为前车之鉴,监管部门对重新推出国债期货肯定会非常谨慎。



管金生其人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江苏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加入到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曾与香港的李嘉诚合伙做过一次生意,并被《中国日报》称为“老板”。甚至在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就誓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林公司”。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这样称呼他﹕“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管金生是1995年国债事件的主要操纵者。他最终被判入狱17年,监管当局则在此事件后下令禁止了国债期货交易。这场巨大风波也被称为“中国巴林”事件,因为就在同一周,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交易损失巨大而倒闭。据接近管金生家庭的一位消息人士称,管金生目前仍然被囚禁在监狱中,这驳斥了中国市场上关于他已经住院治疗﹑他成了一个木匠﹑他已离开中国﹑甚至重返中国金融圈的传言。管金生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在1988年他39岁的时候创办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此前,他曾留学比利时攻读金融与法律。他凭借市政府的资金,使万国证券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最有活力的证券公司,而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充斥着传言和肆无忌惮的投机者。



在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古拉斯.里森成为新加坡交易所日经指数期货市场的入场交易者之前,管金生就已经主导了中国的高级金融市场,特别是当时中国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市场--国债期货市场。据一位以前在万国证券负责纪录管金生所下达交易指令的执行情况的人士称,管金生的交易量有时候能占到整个市场成交量的75%。


管金生并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当时,她全身心地追随管金生及其事业,每天晚上都睡在办公室里,除了周四,因为她要上夜校。她说﹕“管金生是位绅士。他的贡献很大。”



据称,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对期货市场的主导演变成了滥用职权。万国在收市前的8分钟疯狂抛售,导致债券期货市场崩盘,对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据说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据新华社报道,万国试图回补亏损的头寸,“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并打击了这个“尚不能很好应对投机行为”的系统。中国证监会认定,没有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将会变得非常危险,此类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次疯狂抛售导致的损失约为100亿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将在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来,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亏损户,公司面临破产。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进行“试验性”的债券期货业务,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管金生。搅乱欺骗市场被广泛认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然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开张前的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69万元。


二、德隆帝国掌门人——唐万新


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像德隆这样,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德隆成为一个标杆,以至于媒体至今滥用的标题常是“下一个德隆”或“又一个德隆”。这是因为,德隆玩的“产业整合”,是许多民营企业心之所向,而德隆玩得“资本心跳”,也是后人惊羡不已。其实,德隆想在“不寻常的转型时代”,玩一把“超常规发展”,它借了非常之势,走了非常之道,用了非常之技,可惜没有非常之命之运,结果在非常时代死于非命。



如果只有一人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资本枭雄,唐万新一定是呼声最高的,因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黑洞纪录。至于德隆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没人研究。


据说正在服刑的唐万新在狱中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古,不知道是否想过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证。不过对于一个今年44岁,只剩下6年刑期的男人来说,他更有可能天天在盘算着如何在知天命之年改天命,来一个比史玉柱还漂亮的咸鱼翻身、东山再起。但翻身容易翻案难。尽管唐万新的一生远未到盖棺之时,但德隆案已经早有定论:产业整合很有想法,资本手段实有违法。


(一)新疆一介生意人


在德隆未亡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把德隆的算盘当成迷宫,但今年回顾起来,一切已经变得相当清晰,尤其是起步阶段,与大多数民营企业非常相似。唐万新生于1964年,曾两次考入大学,但因故都未能顺利毕业。无奈之下就在乌鲁木齐与几个朋友一起做小生意,最初在学校里卖盒饭,之后搞彩色摄影冲印,赚了一笔钱。


然后折腾过服装批发、挂面厂、化肥厂等小型实业,还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到1990年,不仅将之前攒的钱全赔掉,还背上50万元债务。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应商,据说光四通打印机就卖出2万台,把钱又赚回来了。看到赚钱容易,时任中学教师的大哥唐万里也加入进来,唐氏兄弟正式联手。1992年,唐氏兄弟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日后将响彻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呱呱坠地。


(二)股市初潮一匹夫


1992年下半年,深圳股市传来消息,将通过认股抽签表发行5亿元新股,敏锐的唐万新花钱一下请5000人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连排3天,抽签表很快变成了德隆的大把钞票。据唐万新后来回忆,“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限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认为都可以上市,我把法人股全部卖了,几个月就赚了几千万。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切身的体验。”真正重要的是,唐万新借此真正完成了原始积累。


(三)情归故里一实业


唐万新对实业还是有一定的情结。赚到大钱之后,他没有因此一头扎进股市,而是又重返实业,可能对于一个29岁的小伙子来说,股市还有点太虚,实业意味着实在,能作为事业的根基。1993年2月,唐万新注册成立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没玩成。1994年,他干脆跑到北京新街口,开了当时首屈一指的JJ迪斯科歌舞厅,很成功,据称年盈利达3000万元以上,但对唐万新来说,他并非真正喜欢娱乐业,这个JJ对他来说就是个交际场。


1994年,唐万新才真正找到能大展宏图的实业,这一年,他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在新疆搞农牧业开发,先后投入2亿多元在新疆各地建立起四个大型现代化农场,首期开发土地10万亩之多。新疆广袤的土地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业成为唐万新最早设想的产业根基。1995年,注册资本为2亿元的新疆德隆国际实业(000159)总公司成立,“新疆德隆”现身江湖。


(四)产业整合一枭雄


唐万新虽然找到了事业根基,但也没有一心扑到实业上,有过1992年的特殊经历,他深知股市虽然机会不多,但只要逮着一次,就抵干实业好几年。所以做实业的同时,唐万新一只眼睛一直还在盯着股市,有空就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倒腾一下,发点外财,直到1996年,他突然读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的一篇文章,从“走到K线背后去”这个新颖而响亮的口号中,嗅到了资本与实业互搏的玄机。


王明夫文中称,投资者要想获得超额利益,需要进行一次从发现价值到构造价值的跨越,“发现价值是去寻找黑马,而构造价值是去培植黑马”,按照唐万新的理解,前者是挑股,后者是养股,通俗说就是“坐庄”。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了“达园会议”,这是德隆历史上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场务虚大会。会议上,唐万新基于自己对世界范围内产业调整的判断和王明夫的坐庄理论,确立了由“实业投资”转为“产业整合”的战略定位。



这就是产业整合之路,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先控制一定上市公司,然后将手头的实业装进去,必要时改变一下原上市公司的主业或产业概念,然后利用杠杆原理再从资本市场融来更多的钱,顺着产业概念大举并购,整合,整合来的公司想办法搞点托管、委托加工等,迅速实现盈利,方便再融资,再并购,如此来回大循环,以杠杆原理滚雪球,最终成为产业之王。


事实也确实证明,唐万新的这个产业整合思路是可行的,虽然比不上传统产业思路,即建工厂、做产品、打品牌、拓渠道来得实在,但确实速度更快,效果更明显,手段初看起来也更高明。唐万新是不折不扣的资本枭雄,但这个枭雄跟一般的资本来资本去的空手道还真完全不同,他不是简单地套白狼,是真想称王,只是有些操之过急,就像史玉柱的巨人大厦一样,建得有点过高,超出了资本负荷。



一位原德隆高层曾透露:唐万新在资本上颇有投机性,但在产业上反而相当认真谨慎,他不是哪个产业都进,选的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和制造产业。据说为了研究产业趋势,唐万新还专门养了一个100多人的研究班子,分70多个产业部类,专门研究每个产业的前10强,然后还划分区域,将每个区域内的1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都纳入研究范围。就是在如此严谨的基础上,德隆选定了三大行业。虽然德隆大厦最终轰然倒塌,唐万新彻底输掉了整场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三大战役还是相当漂亮,可圈可点。


(五)资本断链一雪崩


2003年,德隆的雪球达到顶点,成为中国拥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而且三架马车的速度丝毫未降,势头凶猛,唐万新本人也春风得意,一度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大有红顶资本家之势。


但暗流一直在涌动,德隆的三个致命危机,唐万新一个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第一是雪球内核不实,这是滚雪球最大的风险。


对德隆来说,雪球的内核就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德隆往年的数据显示,三架马车规模合计达到150亿元,但盈利能力都很差。老大湘火炬还因为收购过快,经常亏损,资产负债表更是吓人,2003年高达70%,欠款34.5亿元,而1997年这个数字只有1.1亿元。合金投资与屯河虽然都基本保持盈利,但每年的利润贡献不过一两个亿,而唐万新后期的滚动已经动辄需要几十亿的资金,三家公司的盈利根本支撑不住。



按杠杆原理来说,就是唐万新选的支点太靠近手臂,不止是四两拔千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万新的这种产业整合思路都是收购上市公司,而不是IPO,无法得到大把资金,而他多年来的股本扩张也非常有限。唐万新过于求快求大,除了天生的野心与野性,还源于一个战略误判。据称,在2000年德隆内部有过讨论,是否要择机退出二级市场。


唐万新认为,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点。在1999年“5?19”行情以后的狂热气氛中,这一判断被德隆上下接受了。由此,德隆继续深陷在二级市场,维持着“老三股”不败的神话,但2001年起,股市就由牛转熊,德隆重组与并购的负担急剧加重,但已经有些自负的唐万新并未迅速做出相应调整,尤其是在核心湘火炬的并购上,依然高举高打,丝毫不在资金方面省吃俭用。这正是唐万新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其实这个错误除了战略误判之外,本身还蕴含着唐万新的身份错位。



唐万新有两个老师,君安证券的王明夫和华润的宁高宁,前者是个聪明人,空手套白狼,不玩产业,赚钱就走。后者是标准的“红顶产业资本家”,为国扎实做产业,资本无穷,名正言顺。唐万新的庄家技术学得炉火纯青,产业之心也直逼宁高宁。


但在中国现有资本市场水平,仅以庄家之术,民营之身,就想在产业上赶超国家资本,那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彻底变身国家资本,二是走邪道。唐万新努力过,而且是两个方面都很“努力”。为前者,他曾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为后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但作为民营资本家,他还是把更多的努力留给了后者,而后者则无异于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事实证明,唐万新也不是排爆高手,这恰恰构成他的第三大危机。唐万新学成了王明夫,落下一个恶劣的庄家之名,但没学成宁高宁,仍被视为机会经营者,而不是产业整合者。


在2000年12月“中科事件”后,社会舆论突然将矛头对准了德隆,“德隆是庄家”成为数百家媒体的显著标题,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炮轰德隆(《新财富》当月刊登了郎主笔的《“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一文)成为这一时期质疑风潮的标志。之后,德隆旗下的金新信托因此发生挤兑风波。但唐万新对此却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故作神秘,大有任凭雨打风吹,我自岿然不动之势,结果只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3年7月,中国证券市场“啤酒花(600090)”、“南方证券”、“青海信托”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爆发后仅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就有十几家银行对德隆开始“只收不贷”,所谓害德隆之心未必有,但防唐万新之心不可无。这一下子就掐断了德隆本来已经脆弱到极点的资本循环。2004年,情急之下的唐万新错上加错,饮鸩止渴,竟然抛售流通股套现,结果市场越抛越紧张,直到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


4月14日,德隆“老三股”全线跌停,几周之内,不可一世的德隆仅流通市值就损失达上百亿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6月,调查组进驻,唐万新出逃,但未能逃掉。2006年,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判处唐万新入狱8年,罚金40万元。44岁的唐万新又在狱中开启了他考古的新生,12岁的德隆则永远地关上了它的生命之门。


三、资本冒险家——张少鸿


硝烟散尽,中国股市上的“庄家鼻祖”张少鸿全军覆没,曾经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耀也随着他的商业部落一同沦陷。与刚刚落马的“战友”、德隆系操盘手唐万新黯然长叹的表现迥异,牢狱中的张少鸿正谋划“东山再起”。尽管现在,眼泪是他留给两万余名被害人的最大“补偿”。



2008年初,这位原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读公司)掌门人接到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斯时,繁华落尽的张少鸿在郑州等地监所“生活”已近四年。


五年前,正是因为这个“极具市场价值的个人商业运作项目”,张少鸿让两万余人领略了一次“天堂”的风采,又残酷地将他们扔进了现实的“地狱”。2001年8月9日,是张少鸿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潜逃路上的张少鸿在河北邢台折戟—距离郑州警方《通缉令》的发出尚不足9天。此前,他曾致信河南省公安厅,幻想扭转乾坤,但终究回天乏术。张少鸿面对的是法律与公理的拷问和27955位被害人的注目。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张少鸿步入“地狱”的故事梗概。



1994年7月,张少鸿的三读公司“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擅自以‘读书押金奖读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997年1月7日,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局曾联合对其进行查处,并课以310万元的重罚。不过,张少鸿的“非法吸收存款”之举很快便死灰复燃。在其策划下,该公司向社会吸收存款时又多了“委托理财”项目,并承诺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高额利息。至1998年9月10日,该公司“已向社会不特定对象27955人吸收资金约5.85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被张少鸿用于期货、股票等高风险投资。期间,他用公众存款购置的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被套,市值缩水愈半,“崩盘”悲剧最终在三读公司上演。



案发后,警方发现,该资金中尚未兑付的群众计655543人次,金额约4.48亿元。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冻结日市值仅为2.28亿元。27955位受害人5.85亿元的存款“收获”是:按集资债权兑额计算比例成为“深发展”的股东,拿回手中的现金仅约3573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2001年9月6日,三读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张少鸿似乎没有勇气面对。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应该对三读公司的“读者”负责,并表示“只要他们债权没有兑现,我就不会忘却对他们的最终责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委屈”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是一个“蒙冤者”。



2004年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处张少鸿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决下达后,张少鸿即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改判。“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来洗脱因体制转轨时期个别部门滥用法律而强加给我的不实的罪名!我将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奋斗精神,并用多种方式和成效来证明世纪交替时期发生在郑州、发生在张少鸿身上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滑稽可笑的冤错惨案!”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44岁的张少鸿展露的仍是一幅“志在千里”的形象。



此番思想缘自何处?在中国的企业英雄传里,张少鸿不乏传奇。1961年1月10日,张少鸿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白壁乡张家庄村。18年后,这位寒门弟子考进了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完成学业的他进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彻底跳出了农门。在父老乡亲为其暗自祝福之际,张少鸿又有了惊人之举。


1985年,24岁的张少鸿辞职“下海”。两年后的1987年3月,“郑州市金水区读来读去读书社”问世,“个体户”张少鸿现身商界,注册资金10万元;1990年,商号里面的“金水区”三字被张少鸿轻松抹去,注册资金增至100万元,“个体经营”一跃成为“私营企业”;1992年,商号升级为“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4年,注册资金又增至2000万元;同年7月,“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张少鸿任法定代表人……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给予张少鸿的荣耀也纷至沓来:河南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全国青联常委……“创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成为人们评价张少鸿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定语。


由于各界的追捧,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斯时,成为三读公司的“读者”对不少郑州人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此卡你可以免费借书一年,而且可以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机构换书阅览。最令人惬意的是,一年期满之后,三读公司支付给你的现金是1000元—其回报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事实上,这也是三读公司“读者”数以万计、张少鸿被推上神坛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张少鸿是如何维持这桩“赔本生意”的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早在1993年5月即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


此外,张少鸿还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而本钱就是“读者”们的“押金”。显然,这是一场游离于“读者”视线之外的巨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喜悲或许就在弹指间。庆幸的是,厄运并未立即降临到张少鸿的头上。



1997年至1999年,郑商所凭借着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而作为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张少鸿曾一度与郑商所共享辉煌。当他携期货主力转战沪深股市时,相当威风,张少鸿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


现在看来,倘若不是绿豆期货终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张少鸿的另一个战场—斥资5亿元操盘的“深发展”遭受重创,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没有因此引发更多的“倘若”,张少鸿的今天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



张少鸿何以有如此结局?“企业家并非天生伟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肩负对社会的责任。”总结张少鸿的落马,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员坦言,除了张“法律意识谈薄、决策缺乏理性”之外,“企业融资难、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市场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环境的缺憾也是张少鸿失足一个重要诱因。”



近年来,此类案件在当地频频发生,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三星”、“百花”、“红高梁”等多个故事版本。“他们玩的都是‘借鸡生蛋’的财富游戏,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玩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为什么结局迥异?”河南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坚持认为“根源还是在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人家黄光裕的‘借鸡生蛋’游戏是不断升级的:先借要还本付息的钱—银行的钱;再借还本不付息的钱—厂商的钱;


最后借的则是不需还本付息的钱—股民的钱,来发展壮大自己,而‘张少鸿们’除了未能‘升级’之外,‘合法’这个重要的底线也未能坚守。”或许,当年在法律雷区中穿行的张少鸿根本不具备“升级”的条件。一个令人惊诧的诠注是,三读公司的“集资业务”竟然未设会计账目,该公司“高管”张辉、张光华、刘梁红等人要么是刚扔下锄头,要么是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均为初中毕业,张少鸿之“经营管理”水平由此洞见。



颇有“八卦”意味的是,张少鸿获刑前后,一份题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份名单所列的29位操盘手,多曾是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之人物,张少鸿与唐万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结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狱;3人转行;3人赔光;剩下3人的结局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


倘若除却转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庄家”们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结局。“对民企财富拥有者,应是有问题则清算,无问题则必加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生‘问题富豪’的现行体制中的弊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与北大博士后研究员赵晓探讨如何面对企业家“原罪”时,一语中的。如今,已被“清算”过的张少鸿正加紧锻炼身体,图谋东山再起。“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张少鸿向外界披露说。



“读来读去”变为“赌来赌去”。1985年,24岁的张少鸿下海,创办读来读去读书社。1992年,张少鸿的“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3年,张少鸿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始涉足期货交易。1994年,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时,张少鸿开始凭读书卡、“读书押金奖读金”向公众吸收存款,回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9月,张少鸿又以“理财委托”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承诺每年给与15-20%的高额利息。1997-1999年,张少鸿利用超过5亿元的公众存款转战期市、股市,成为有名的操盘手。2001年,张少鸿的期货交易出现危机,他转战股市后投资的“深发展”又遭深度套牢。同年9月,他的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


四、“中科系”神笔策划人——吕梁


吕梁是中国股市上的一大策划。熟悉他的人说,吕粱只应做运筹帷幄之人,绝不该亲自下海呼风唤雨。


今天看来,吕梁很像在做投行业务,不养猪只做猪的买卖,最多扮点“屠夫”角色,把猪肢解一下,将各个部位卖出不同价钱,这就是投行的行话“资产重组”。但吕粱的问题在于只懂得“给猪注水”的财技,连起码的“屠夫之技”也不懂,他的中科创业系如聚沙之塔,一阵沙暴成丘,又一阵沙暴而平!吕梁至今完全人间蒸发,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有人说他被干掉了,也有人说他逃走了。讲


起当年吕梁的故事多少带点血腥味,这也源于他在世纪之交在中国股市上掀起的那场血雨腥风,他让多少散户血流成河。


K先生邂逅朱大户。吕梁曾是一位优秀的证券记者,他先后采访了近百位股民,在数十家财经媒体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一战成名。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吕梁和朱大户相识。朱焕良早年在建筑工地上开大型装卸车,没什么文化,与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1992年的发财方式一样,后来被称为“朱大户”的朱焕良也是靠认购股权证发的财。回北京后,吕梁继续做自由撰稿人,一边投资期货,但运气太差,2年玩下来,不光把自己积攒的100万元赔光,还负债2000万元。而朱焕良却成立了深圳英特泰投资咨询公司,从此一直在股市里混。凭着独特的选股眼光,成为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1996年前后,股票坐庄风起,这种生财之道让吕梁和朱大户都按捺不住。吕梁成立了以他的笔名命名的“K先生工作室”,写股评指导股民炒股票。朱大户则开始囤积股票,他看中了来自深圳的康达尔(股票代号0048)。康达尔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养鸡公司,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上市,香港的活鸡70%靠它供应。


更巧的是,朱大户跟宝安区的领导相熟,自以为有坐庄的可能,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到1997年,朱大户居然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朱大户的屁股还没把椅子暖热,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香港更是全民戒鸡。


康达尔股价一落千丈,朱大户的2亿元深陷泥潭,一筹莫展。1998年秋天,朱大户从深圳飞往北京约见K先生,做最后一次挣扎。正是这次“深圳—北京”之旅,拉开了中国股市上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大剧。



康达尔土鸡变凤凰。当时的吕梁正研究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股票“圣经”,琢磨着也建立一只基金,手握康达尔90%流通股的朱大户恰巧投怀送抱。吕梁认为,康达尔虽然是一只“瘟鸡”,但流通盘小,收购成本低,翻炒起来很容易。


1998年12月13日,吕梁跟朱大户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吕梁负责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将康达尔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朱大户当即承诺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


就这样,套牢2亿元的朱大户和负债2000万元的吕梁正式联手,为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双簧。1999年1月20日,朱大户通过中煤信托深圳证券营业部将277.9万流通股票以转托管的方式打到了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证券营业部吕梁的账户上。


有了这27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必须在3个月的建仓期间融到4个亿的资金,否则无法接管朱大户手中50%流通股。负债的吕梁当然只能外出忽悠资金。吕梁第一个找到董沛霖,后者是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的法人代表,下海前曾在国家计委任职,在金融和实业圈内有很深的人脉,对吕梁的股市理论十分痴迷。


1999年1月,董沛霖通过中煤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吕梁手中50万股康达尔股票质押得到1000万元贷款。有了这1000万元和剩余的22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后面的融资计划交给了丁福根,后者堪称股市天才,且与吕梁交往颇深。他马不停蹄地飞上海、下深圳,与各地相熟或不相熟的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一切格外顺利。丁福根一融到资金,吕梁就用它立刻去收购朱大户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丁福根做质押,然后再融资。如此循环往复。



到1999年的3月前后,丁福根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资金。吕梁用这些钱,先后从朱大户手中买下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


为了规避个人持股达到5%就要举牌公告的法规,丁福根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此时,眼见坐庄时机成熟,吕梁开始展现他超级股评家的风采。在发行量颇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连发4篇《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文章。


这是一组高屋建瓴、很有理论深度的股市分析文章,在绝大多数经济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氛围中,吕梁用他充满了思辨气质的语言为股市唱多,引起巨大轰动。1999年5月8日,吕梁的第四篇对话文章发表后,中国遭遇驻南使馆被炸,股市曾一度震荡,但随后的5月19日,沪深两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发生井喷。“5.19行情”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也达到顶峰。在飙升行情的掩护下,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20元涨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跃至40元。8月,吕梁在《中国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文章,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


文章宣称,康达尔已完成了重大重组,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总之,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到1999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累积涨幅111%,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就在吕梁为康达尔股摇旗呐喊的同时,收购康达尔国有股的计划也在同时进行。


在流通股掌控人朱大户的牵引下,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4月30日和5月5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股份转让给吕梁。为了避开《公司法》中“法人股转配不能超过30%”的规则,吕梁将一家拆为三家来受让,这就是第二大股东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海南沃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所占股份分别为22.5%、10.38%和1.73%,累积达34.61%,加上其他可控制的表决法人股,即朱大户手中的2.53%,吕梁实际以37.14%的股份超过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6.16%的股份,成为实际上的控股方。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7席。为此,吕梁花了7个亿。当然,这笔钱也来自股票质押贷款。



“中科系”复制康达尔。1999年7月,趁股价跃至40元时,吕梁及时套现,以3000万元注册北京中科创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吕梁本人并没有直接担任任何职务,聘用的董事长是时任国家科技部高技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吕梁要靠这个关系吹嘘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


吕梁既有康达尔又有北京中科创业,很快在市场上兴风作浪。1999年8月,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600842)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1999年12月8日,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


2000年3月,吕梁利用结盟公司海南禾华公司成功切入中西药业,持法人股1256.1343万股,成为中西药业第四大股东,后又通过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拿到中西药业的股份,使实际股权占到30%以上,超过国有大股东的26.41%,四个月后又完全控制中西药业,中科系再添一子。



4月,中科系又分出上海中科创业,注册资本1亿元,由申杲华领军。2个月后,上海中科就宣布以每股2.8元的价格,从淄博宏信资产经营集团受让鲁银投资(600784)法人股956.8125万股,占比4.66%,成为鲁银投资持的第四大股东。


同月,上海中科又以7200万元买入君安证券公司所持的胜利股份(000407)900万股转配股,占比3.76%,成为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还是在6月,中科系新子中西药业也领兵开战,以每股约22.35元的价格买入357.5822万股岁宝热电,占比2.62%,成为第四大股东。仅仅4个月,吕梁频频出手,赫然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中科系”,吕梁集股评、并购、坐庄三大技法于一身,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点石成金的传奇大师。据丁福根后来在法庭回忆:“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


半年时间,吕梁与丁福根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建立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为中科创业四处找钱,融资额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



当股权到手、资金到位、共犯结构形成之后,吕梁和丁福根便开始他们的庄家运作。其手法与康达尔时期几乎如出一辙:不断发布资产重组的利好消息,大规模地对倒推高股价。中科系形成之后,吕梁还能资源互动,元素共享。


2000年7月,他刚刚得手中西药业便急匆匆宣布:中科创业与中西药业等公司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中子后装治疗机(简称中子刀)的生产与销售,其后又宣布两家公司将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修建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将在西北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具有防止流沙和药物开发双重效益的苜蓿项目的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言之凿凿的金色工程,除苜蓿项目曾投入100万元之外,其余均是画饼。



老鼠内讧招斩杀。2000年2月21日,中科创业股价一度摸到84元,吕梁持有的中科创业股票市值翻了一番,净值增加10个亿,但成为大师之后,吕梁看到亿安科技、清华同方的股票涨到100元,也急于把中科创业拉到百元价位。为此,他没有套现,而是继续用股票做质押,买进莱钢股份(600102)、马钢股份(600808)、岁宝热电,从而将这些股票拉升,提高市值卖掉挣钱之后,再通过倒仓、对敲进一步炒作中科创业。吕梁还在股市里冲锋陷阵,但手下已经经不起巨额财富的诱惑,开始内讧,而率先起讧竟是角色最轻松但获益最大的朱大户。


两年时间里,朱大户无需从事任何操作,只需死抱住自己名下的股票不放。朱大户抱了两年,但他与吕梁的约定是5年。两年以来,他的股票市值已经从亏损2亿元翻身陡增到获利10多亿元,每天抱着这么一大笔账面财富不得动弹,也是一种煎熬。更重要的,作为内幕人士,他知道中科创业剑走偏锋,早晚出事,吕梁主要合伙人董沛霖因银行诈骗案被拘,更让朱大户坐卧不安。



2000年5月,鏖战正酣的吕梁接到丁福根的线报,市场上出现一个不明抛家,每天都在1500万元左右。而据丁福根判断,此人非朱大户莫属。吕梁打电话给朱焕良,但朱焕良推托称另有其人,要吕梁填平。吕梁前后填进5个亿,仍未填平,始知中计,3个月,吕梁又接到线报,朱大户已租快艇把数十箱现金偷运出国。


朱大户只是中科系的叛将之一。中科创业股票20多个月连续上涨,公司内部不少人都把股票拿去质押,偷偷建仓。吕梁初期对此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等后来朱大户案发,他想下令清查时,才发现从“左臂右膀”的申杲华,到普通员工都有私仓,都在恍然出货。意识到问题后的股民也纷纷割肉,建在一片谎言之上的中科神话轰然倒塌。


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中科创业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员,中西药业、岁宝热电等均上演跳水惨剧,股价数日之内腰斩。2001年1月5日,深圳中科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彻底与吕梁决裂”。2001年2月,吕梁突然神秘失踪。


深圳中科创业也申请改回旧姓康达尔,股票也做了相应变更。康达尔甩掉了中科,但7年来却始终未能摘掉ST的帽子。一戴就是7年,至今仍未能摘去。吕梁彻底消失了,但他留给中国股市的一堑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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